竞价结果遭质疑 公共课遭遇“成长烦恼”

竞价结果遭到质疑，公开课遭遇“越来越多的烦恼”

看到新一年北京初中开放科学实践项目中标公告后，初级创意学院CEO张璐落选——，其公司申报的课程全部落选。

这意味着参加这个项目两年后，老牌单位之一的专科被踢出局。

本次招标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起。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开放的科学活动资源，它将在2017-2018学年为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提供科学实践课程。项目总金额5.6亿元，具体采购方为北京教育技术装备中心。

张璐等招标公司在认真审核中标人名单后，认为存在一些问题：——名投标人中标、串通投标、盖错公章中标、失信中标……他从“傻”变成了“怒”。数十家投标公司决定通过举报和投诉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其实这也是公共课第三年遇到的“成长烦恼”。如何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改进一项开创性的创新，使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基准更加稳定？

来源：“找不到毛病的顶级设计”

该项目始于2015年。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落实《北京市基础教育部分学科教学改进意见》、《北京市实施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的课程计划(修订)》要求，为学生提供更加精准、个性化的学习服务，北京市教委于2015学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初中科学实践开放活动”。

它有“自主选课”和“送课到校”两种形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的课程，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在课程资源单元上课。

很多受访者告诉科技日报，开放式科学实践活动的顶层设计“非常好”。

作为该项目的设计成员之一，中国教育学会青少年创新思维教育研究负责人李亦非指出，该项目的重要立足点是“开放性”。它可以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来源单一和学生个性化需求之间的矛盾，通过课程资源、人力资源和同伴资源的开放共享，还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教育服务水平。

而且，项目与中考成绩挂钩，满分20分。李亦非说，这样可以缓解和改变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脱节、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

今年刚升入二年级的北京学生艾萌(化名)，在科学实践公开课上制作了橄榄油手工皂、芦荟凝胶、液氮冰淇淋。她喜欢开科学课，觉得轻松有趣。艾萌在学校没有接触过物理和化学，对这两门学科的第一印象来自于她选择的开放科学课程。“挺好的。我建议小学生也可以体验一下。”艾蒙说。

社会力量的优势显而易见。它们更新、更快、更适用。北京景山学校科技教师吴俊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科学课程的开设是体制机制创新的先例，催生了科技教育的专业化。“在学校，教师水平的天花板就是学生水平的天花板。校外机构的引入，为科学课注入了新鲜血液，可以给学生更广阔的视野。”

一家科技教育公司的负责人林炎(化名)也认为，与学校相比，公司里的班级更加多样化，更加强调实践和动手能力，而且往往有自己独特的教具。“有些课我们可以开，学校根本开不了。”

看到社会资源的巨大潜力，北京市教委在基础教育阶段启动了教育供给侧改革。开放科学课鼓励孩子们走出校园，让学生

2015年7月，北京市教委首次向社会征集“开放科学实践活动”的资源单位和活动，11月课程正式上线。后来随着政策的明确，越来越多的玩家进入游戏：2015年秋季学期，全市共有202个单位为一年级学生提供了851场活动；在2016年的第一次招标中，400多个单位中标，2016-2017学年提供了近2000项活动。

对于公司来说，这个项目也确实有吸引力：按照规定，非财政支持单位每次实施开放科学活动的资助标准分为三个层次：334元、291元、234元。这一资助标准与企业收取的社会课程费用基本一致，甚至略高。

今年是该项目第二年采用招标方式选课。然而，情况有些不同。在——中，中标者的数量和活跃项目的数量都大幅下降。

此次共邀请市民参与活动约1300项，来自196个课程资源单位的946项活动中标。

根据招标公司了解到的信息，大量公司实际上未能通过——资质一级考试。最大的“坑”是银行信用证明。

根据招标文件，可以使用投标公司的银行资信证明复印件，但在实际评标过程中，复印件被作废标处理。张璐说，他们精心准备的课程资料可能根本没有打开过。

“如果一所大学因为资质问题被卡住了，那也是一个笑话。”4日，在北京交通大学物理演示与探索实验室，实验室主要负责人之一陈正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看到这个结果，我们非常愤怒和无奈”。

该实验室是两年前第一批参与开放科学实践的单位。

“这本来就是‘双赢’:我们实验室的设备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益，教委可以用更少的投入去煽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资源，学生也可以获得更好的科学教育内容。”陈正说。北京交通大学是财政支持单位，承担

到的课程经费为非财政供养单位的三分之二左右。

然而，当项目的摊子越铺越大，陈征也感觉，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越来越像一宗买卖，一桩生意。“你能感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如果要到中学“送课”，实验室得专门租一辆金杯车，带上便于运输的实验器材，按照每个班3—5名助教的标准安排老师。然而，陈征见到过，就在他们上课的隔壁教室，某科技教育公司的工作人员拎着个小箱子，就教学生玩起了乐高积木——“这也算是一堂课。”

高校、科研机构和教育公司，是不同的课程提供主体。但在实际运行中，他们被“一视同仁”。陈征感慨，这带来的可能是优质教育资源的“边缘化”。

从去年开始，开放性科学实践课多了关于选课人数的硬性规定——一家课程资源单位一年选课人数上限为1万人。然而，一所高校动辄有好几个实验室参与，但它们又都属于同一家课程资源单位。“大学校和小公司，人数上限都一样，这和高校的服务能力并不匹配。”陈征说。

还有另一重更让陈征哭笑不得的“边缘化”。

对教育公司来说，参与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能够拿到教委经费，有利可图。有些公司动起了歪脑筋，和学校签订协议，操纵学生自选课程。

这一说法也在部分科技教育公司准备提交给北京市教委的一封公开信里得到印证。公开信中指出，部分资源单位勾结学校，影响学生正常选课。项目实施两年来，该问题屡禁不止。

但高校没有动力参与这样的商业运作。“其实，高校、科研院所等公益机构的课程，应该和商业公司分开，采用不同方式进行筛选。按理说，前者才该是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的参与主体。”陈征表示，从整体上来说，高校开设的科学课程，质量会优于市场化运营的公司。

可今年，大批高校成了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的“局外人”。此次落标名单里，有中科院软件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和北京建筑大学等。

陈征坦言，如果此次招标结果不变，他们会认真考虑明年还要不要继续投标。

谁来上课：课程质量如何保证？

课程质量，是今年招标中重点强调的内容。

“从过去两年的实践也可以看到，有些公司开设的课程可能确实过于简单了。”北京教育学院创新教育专家于晓雅表示，公司开设课程的普遍特点是——基于兴趣的多，真正能引发学生思考的少。

今年的招标文件里，也明确列出了不符合要求的项目：科学含量低实践类，不符合学生年龄和心理类，简单动手类，单纯参观及操作体验类，单一软件编程类，与现行小学、初中、高中教学实验相同或简单变形类。

“以前都说‘做中学’，现在我们觉得，还要在‘学中思’。‘做中学’的课程特别多，但‘学中思’的有多少呢?”于晓雅指出，这些不仅仅是社会公司的薄弱环节，校内科学老师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不过，一次两个小时的活动课，可能确实承载不了那么多的期待。

根据规定，学生每学年参加同一资源单位活动原则上不超过3个，同一活动项目不得重复参加。“孩子上完一堂课回家，好不容易点燃的兴趣可能就被别的事情冲击得稀里哗啦。兴趣要怎么固化?”于晓雅觉得，要把一时的兴趣转为长期的探索，就不能光靠教育公司。

她认为，理想的状况，是政府有稳定的政策，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科技馆和大型公司履行他们的社会教育职责，将这些地方变成孩子们的开放性课堂。“小公司可以和大型专业机构合作，开展课程研发和项目设计。”

不过，中小型公司也有不同看法。

林炎表示，高校、科研院所和中小公司，其实各有优势。中小公司更接地气，更重实践，高校、科研院所更偏理论。课程资源单位的身份并不和课程质量完全挂钩。林炎说，毕竟，对中小企业来讲，开放科学课是个“大项目”，他们会全情投入;但对大公司来讲，这不过是小项目，可能并不会特别上心。

“坦白来说，大多数烂课都出自中小型公司，但要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他们就必须提升课程质量。”今年是第二年招投标，林炎看到，很多中小公司都在课程研发上下了大力气，“质量噌噌就上来了”。

“高校、科研院所固然好，但毕竟是事业单位，不是市场主体。前两年服务量大的，都是我们这些教育企业。”张路也认为，只有校内、校外、社区、家庭这些力量共同发展，才可能创造更好的创客教育和科技教育生态。他强调，政府采购的评选标准，应该是课程质量本身。

确实，无论是谁的课程，其质量都应得到审慎评估。

陈征说，不管招标书规定得多么详细，要对课程质量进行科学评估，还是需要现场听课。他建议，这一工作应由专家委员会来进行，专家可以来自参与活动的重点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和中学，每一门课应有两位或者两位以上的专家在实施过程中参与听课和评估。“他们的评估结果也该记录下来，为日后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指导意见。”

7日，北京市中学已经开学数天，落标公司还在坚持走举报和投诉流程。他们之前发给此次招标代理北京汇诚金桥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的质疑函也得到了回复。在回复中，部分被指出存在问题公司的中标资格被取消。

然而落标单位要的，并非对中标结果的“小修小补”，他们希望能将结果推翻重来。

许多受访者表示，北京市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本来是“样本”和“标杆”，如果做得好，这一模式可以推广到全国。林炎说，他们也希望借此机会，将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一股脑讲出来，和教委建立起良性沟通机制。

现在，一切俨然已经走到了一个微妙的节点。距离开课已经时日无多，而政府相关部门还未对举报方有任何回应。截至发稿，北京市教委尚未回复科技日报记者的采访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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