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转化:光有“法”是不够的

科技成果转化：光有“法”是不够的。

“过去，向财政部申请改造项目至少需要9个月。现在我们可以独立转让，只需向主管部门报告即可。”谈到成果转化的便利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姜华良说，他和同事们是新政策的受益者。

姜华良提到的新政策是今年3月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下简称《成果转化法》)于去年10月1日正式实施。《规定》被外界解读为国务院对《成果转化法》的进一步落实和细化。

面对《规定》年的诸多利好政策，出席今年两会的CPPCC科技界人士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然而，除了兴奋之外，CPPCC委员更关心的是《规定》条款如何真正落实到每一位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工作中。

激励的“嘴”已经张开。

姜华良与全国政协委员、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所所长刘勇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一直关注科研机构“双肩”人员科技成果转化问题：根据党政领导干部的相关规定，“双肩”人员不能在企业兼职、带薪，成果转化不能讨论。

但随着《规定》的实施，刘勇的担忧将被打消：《规定》明确表示，作为科研单位的专职负责人，如果刘勇是科技成果的主要完成者或者为科技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虽然不能获得股权激励，但可以按照相关规定获得现金奖励。

全国人大代表王治学也认为，《规定》指出，对担任领导职务取得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人员，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实施奖励。“这已经明确规定了行政级领导干部政绩转化的奖励问题，首席领导可以获得现金奖励，但不能获得股权奖励。但是，很多科研机构的领导往往是学术带头人或重大成就者，他们的奖励受到这一规定的限制。但是，如果开了口，就会有更大的激励作用。”

实际操作中仍存在盲点。

科研人员可以到企业兼职或离职创业，与单位保留人事关系3年；在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给予不低于50%的奖励。科研机构和高校主管部门应当将科技成果转化情况作为评价指标之一.

在姜华良看来，《规定》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在实际实施和落实过程中，科研机构和高校在成果转化的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定的盲点，需要科研主管部门及时出台配套措施，为成果转化提供有力支撑。

姜华良表示，“净收入”的核算直接影响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收入。然而《规定》并没有具体说明“净收入”的计算，这让很多科研机构感到不解。在中科院的支持下，上海药物研究所经过公开讨论后做出了尝试，将净收入中涉及的人工成本计入50%的成果转化奖励，收益的30%归项目组，20%归t

据王治学介绍，在“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这份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出要落实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措施，将对《成果转化法》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修订后的法律在立法上从根本上解决了科技创新链的转化问题。但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实施。现在，为了让法律真正落地，我们必须打破相关的制度障碍。”他说，目前，与科技成果转化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如《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和相关税收政策，尚未作相应调整。特别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评估方法要根据修订后的新法进行调整，以利于科技成果转化。

我国大部分科研机构和大学不仅是科研机构，而且是事业单位，有的甚至是行政职务。单位和个人的这种双重身份属性所带来的体制和制度障碍，一直影响着科研人员向科技成果的转化。

根据《规定》的要求，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经单位同意，可以在企业兼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也可以离职创业。人事关系原则上保留不超过3年。

"这项规定在实际执行中仍有困难."刘勇表示，在新政策下，担任行政职务的科研人员在选择创业后面临一个实际困难：如果创业失败，单位三年后还会有自己的岗位吗？“这个问题反映出体制和制度障碍依然存在，即科研人员职业认同和行政认同这两个管理政策之间如何做好衔接和统筹。”

此外，令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许晓兰惊讶的是，她发现很多高校科研人员并不知道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成果转化法》、《规定》已经发布。“表面上看，这是因为一些部委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沟通和宣传力度不够。深刻反映的是这些政府部门的行政思维和体制机制僵化，即只关注本部门一亩三分地，缺乏部际协调和统筹。”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副主任邢新辉表示，引进《规定》，是为了扫除科技成果转化的一切障碍，充分调动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科技成果转化真正落到实处。否则，中国将缺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生动力。

“科技部、财政部已经发布了《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它由母基金和子基金组成。全国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密鼓地让新法可操作、可落实，我们拭目以待。”王志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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