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产业结构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转变

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转变。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上的新兴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亚洲大陆乃至世界的两大“巨人”，中国和印度在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和人口条件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具有很强的可比性。总的来说，中国在发展的基础上有整体优势，但印度也有差异化优势。未来，中印两国在改善贸易不平衡、废除贸易保护主义、形成更加合理的贸易互补结构等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一带一路”机遇

中印经贸关系是两国战略合作的重要基础。从1995年到2015年的20年间，中印贸易额从最初的12亿美元增长到717亿美元。目前，印度位列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印贸易存在一定的互补优势。中国主要从印度进口初级原材料，包括纺织原材料、贱金属及其制品、珠宝首饰、贵金属和矿产品等，同时向印度出口机电产品、化工产品、金属制品等制造业产品。

但近年来中印贸易不平衡加剧，印度赤字逐年上升。2015年，印度对华出口134亿美元，进口583亿美元，逆差449亿美元。当前中印贸易失衡不仅对印度经济造成影响，也不利于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未来，中印两国在改善贸易不平衡、废除贸易保护主义、形成更加合理的贸易互补结构等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也受到世界主要国家的广泛而深刻的关注。印度作为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也是一带一路的枢纽国家。“一带一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政策合作、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人文接触和融资发展，这将有助于在亚洲实现更深更广的互联互通和优势互补，并将成为该地区各国合作与团结的象征。因此，“一带一路”的推出是印度提升自身经济实力的契机。“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是“互联互通”，即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体，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精准满足印度发展需求。因此，在当前经济发展急需坚实基础设施基础的前提下，印度对“一带一路”最大的希望就是将其作为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契机。

虽然中印在国际舞台上面临各种竞争，但另一方面，中印在许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仍有广泛共识和共同利益。作为两个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都是金砖国家的成员。两国不仅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领域有共同利益，在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推动建立合理经济秩序、国际关系民主化等重大问题上也有广泛共识和共同努力。

生长因子分析

作为新兴市场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不仅多年保持高速增长，而且还落后于同样是金砖国家的俄罗斯、巴西和南非。从未来发展来看，两国仍具备中高速的“潜在增长”能力。但总体而言，中国比印度更早开始改革，更早面临经济放缓的问题。

人口方面，中国人口红利基本结束，逐渐进入老龄化阶段。据估计，2015年的总生育率仅为1.25左右(相当于一对夫妇平均生育1.25个孩子)，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随着老龄化，储蓄率可能会下降，这将导致投资率下降。目前印度不仅年龄结构年轻，2015年总生育率仍在2.2左右，人口红利还将持续10年以上。但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印度也将面临从“贫困——高生育率陷阱”到“高收入3354低生育率陷阱”的过程。事实上，它多年来一直存在总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据估计，1990年印度的总生育率为3.6，相差甚远。

从资本存量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遥遥领先的基础设施积累了比印度高得多的生产性资本存量，但每年也会面临较大的折旧问题，因此每年都要以全球最高的投资率进行补偿。然而，随着投资率的下降，近年来股本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印度的资本存量和投资率都低于中国，这是印度最大的软肋。但莫迪上台后，积极鼓励FDI，扩大投资，未来资本存量的增长也会给印度带来更大的增长动力。

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红利和国外先进生产力的技术转移显著提高了产出效率，成为发展的巨大动力。然而，据估计，近年来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一方面，中外技术越来越接近；另一方面，也说明迫切需要新的改革红利。但印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多年来飘忽不定，改革红利和技术转移不稳定。然而，在莫迪的领导下，印度新一轮改革在过去两年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提高了产出效率。如果改革能在未来几年保持下去，将进一步推动印度的经济增长。

目前，与印度相比，中国在时间、地点和人员方面仍有很大优势。要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改革促发展，以“改革红利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主要动力，以提升我国综合国际竞争力为发展目标，力争在未来35年实现年均4%-5%的中高速增长，同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降低被印度赶超的可能性。相应的主要措施如下：

一是推进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挖掘。

源源不断的“改革红利”。积极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持续坚持“改革、开放、创新”，特别是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变。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出效率，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印度重点打造起以科技和创新为依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品附加值和产出效率较高，资源消耗相对较少，并且带动了以信息技术(主要为软件)、生物医学、金融外包等行业为主的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作为应对，我国应改造传统产业，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提高科研投入，以加强其科研创新能力;其次应将生态高新技术引入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绿色产业，积极开发新能源，减少资源消耗力度;再次应重视高等教育和高技术人才培养，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对重点高校实行低收费政策。

三是改善金融供给，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通道。印度的金融自由化程度高，国内私人银行较为发达，商业银行中除印度国家银行外，综合实力排名前三的银行(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HDFC银行和Axis银行)均为私人部门银行。我国则以间接融资为主，融资体系主要为国有银行，信贷资金多流向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象广泛存在，实体经济利率居高不下。未来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推动符合标准的民间资本设立中小型金融机构。同时，还应积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及时遏制金融领域“脱实向虚”的苗头，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

四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推进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破解基建难题。中国的各项基础设施虽优于印度，但大部分基础设施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依然十分巨大。中国未来可通过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方式缓解近年来的偿债压力，其次应当转变过去的基建投资模式，加快推动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以拓宽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

五是加快推进国企改革，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中印国力的比拼，微观上就是中印企业实力之间的比拼。目前印度已拥有一批有竞争力的私营企业，很多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店(如塔塔集团、比尔拉集团等)具有优秀的公司制度、雄厚的资本积淀和丰富的管理经验。相比之下，我国五百强企业中多以国有企业为主，创新力和竞争力不足，而民营企业的实力仍有巨大提升空间。未来应当以国有企业改革为突破口，进一步简政放权，释放经济活力;同时大力推进民营企业发展，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

发挥优势、抢占先机，赢得中印经济角力。一是在基础设施领域与印度开展合作，尤其是带动产能输出、标准输出和设备输出。二是加快推进“制造业2025”战略，力争形成印度低端、我国高端的制造业产业链格局。三是尽快打开印度市场，并加大对印度的投资力度(以股权投资为主，而非简单的工程外包)，加大印度在经济上对我国的依赖。四是加大科研投入，力争与印度在航天、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海洋开发等领域的竞赛中拉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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