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成果实现 助力科研掘金

促进成果实现，助力科研掘金

作为科技创新的“最后一公里”，科技成果转化受到广泛关注。从去年开始，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来解决转型问题。不用说，问题还是很难解决，需要不断努力。近日，美国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王永雄做客《文化讲坛》。他结合自己的统计研究经验和实践，阐述了该校科技成果商业化转化模式和成功案例，为国内高校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问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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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研究成果只留在大学和实验室，那就是浪费

我做统计研究，主要工作是统计推断，即基于数据进行分析和推理，并从中获取知识，从而了解、理解和干预现实世界。从理论统计到计算统计再到生物统计，我在过去的30年里一直从事这些领域的工作。目前，我对计算生物学感兴趣。一般来说，就是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遗传问题。具体来说，它将统计学应用于基因组学和精准医学。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人类基因有着光明的前景。

20世纪90年代，以基因芯片为代表的第一代基因测序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人类可以同时测量数千个不同的基因。在此之前，基因测量要一个一个做。在效率大大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如何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这对生物学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统计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005年至2010年，新一代基因测序方法取得突破，测序效率提高了1000倍。同时，可以看到更多的网站，获得更全面的信息。科学家们意识到精密医学的爆炸性发展。具体来说，人类基因组由30亿个基因座组成，其中约500万个基因座因人而异。这些分化的突变位点导致了不同人的外貌、患疾病的可能性、对治疗药物的反应等等。如果能掌握不同个体突变位点的状态，综合收集它们的健康状况、发病率和药物反应，就有可能通过数据的统计分析，揭示基因组对健康影响的内在规律，从而实现精准医疗。

科学研究的目的不仅是寻求知识和创新，而且从根本上促进社会进步。如果科研成果只留在大学和实验室，不转化为生产力，无疑是浪费。多年的积累使我们能够发现一些具有商业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我和我的学生相继成立了几家高科技公司。比如2010年，我的一个研究生创办了一家专注于基因组测序数据分析的高科技公司。当时美国很多制药公司积累了庞大的基因组数据，但缺乏系统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我们开发了一套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实现了工业层面对基因组测序数据的有效分析，为企业从数据中发现价值提供了有力保障。2014年，公司被罗氏制药收购。

只有设计一个明确的机制，我们才能确保科技成果应用于社会

其实对于科技成果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科技成果不应该只包括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模型、专利等。还包括在科学活动中训练出来的人才。斯坦福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非常活跃，一般有四种模式。

第一个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是知识产权授权的。比如科研人员取得了成果，可以向学校技术转化授权办公室提交发明和技术发布表，由办公室对成果进行评估，考虑是否申请专利。一旦学校决定申请专利，申请成功，专利的所有权将归学校所有，但可以通过授权或转让的方式让第三方使用。专利产生的收入有明确的分配机制，大概是学校、部门、个人的1/3。值得一提的是，斯坦福大学技术转化与授权办公室非常专业，聘请了一批各领域的硕士、博士学位的工作人员。他们不仅可以预测结果的价值，还可以了解行业的情况，这是研究成果与行业之间的桥梁。

二是本科创业。严格来说，这种模式不容易产生真正有价值的转化结果。它要求在高校进行本科教育，或者学生的兴趣和特长，与社会需求有很好的联系。当学生看到市场机会时，他们可能会自己创业。如果创业生的素质特别高，机会好，也能成功。

第三个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用研究小组的成果创业。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成果转化方式，我创办的所有公司都属于这种形式。作为导师，我会为公司的发展出谋划策。对于公司来说，获得有声望的学者的支持，也有助于筹集资金，开拓市场。在这种模式下，导师一般不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也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管理，以便在学校专心做研究。

四是学校老师直接创业，充当公司创始人。在斯坦福大学，教师可以申请一年的无薪假期来创办公司。原则上不能超过两年，否则只能离职。教师直接创业有其优势，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会影响学校的教研工作。比如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在人工智能领域很强，但近5年来几乎有一半的教职员工都去创业了，这将严重削弱学校的研究实力。毕竟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创造知识，而不是财富。大学首先要保证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主体地位，其次才是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互动。

在我看来，除了共同的知识产权授权，导师当顾问，有商业头脑的学生创业，也是一种良性可持续的模式。既不会影响教学和科研工作，又能使科技成果最大限度地应用于社会。从斯坦福大学的经验来看，这种模式成功运行的前提是有明确的机制保障。比如，为了保证教职员工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科研和教学上，学校要求教职员工每周在公司的时间不超过一天。此外，每个教职员工都应该申报他们参与了哪些公司，他们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甚至他们的收入。

在制度上，斯坦福大学还为科技成果所有权建立了“保险”

墙”。如果科研过程中非偶发性地用到学校资源(包括资金、设备、人力等)，使用方需要和学校签订协议，知识产权也归校方所有，除非校方放弃所有权。这样就避免了产权纠纷。例如，当年雅虎与谷歌的创始人分别向技术授权办公室提交自己的技术，调查后判定，雅虎开发中利用学校资源只是偶发性的，不需要进行技术许可;而谷歌超过偶发性地利用了校园资源，技术的所有权归校方，需要进行技术许可。

成果转化生态链中 各方的关系要捋顺

事实上，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也经历了由弱到强的过程。在《拜杜法案》由国会通过前，美国高校中政府科研项目取得的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发明成果，所有权归政府所有。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没有统一的专利政策，要对这些成果进行商业化应用，需要20多个政府部门批准。繁琐的行政手续导致大量专利闲置。截至1980年，联邦政府虽然持有2.8万件专利，但授权商用的比例低于5%。

1980年，《拜杜法案》由国会通过。根据《拜杜法案》，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取得的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发明成果，其所有权属于高校等受资助单位，将成果转移的工作交由高校负责，从而尽可能地扩大成果转化率。

近些年，中国出台了很多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措施。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设计一套清晰的制度规范。比如，知识产权如何归属，收益怎么分配，教学科研和创业如何平衡，如何透明化管理等。科技成果转化涉及完整的生态链条，要捋顺各方之间的关系。从科技资源分配、科研经费应用机制、人员管理等方面进行通盘考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国内高校也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专利管理机构，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专业服务，对接产业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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