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消费潜力谨防挤压效应

释放消费潜力，防范挤出效应。

作为“三驾马车”之一，消费连续五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2018年下半年以来，特别是四季度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明显转移，引发部分人对“消费疲软”、“消费降级”的担忧。2019年中国经济运行平稳多变，变化中有隐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充分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使消费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影响深远的重要支撑，已成为当务之急。

消费市场压力。

2018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0%，增速比上年放缓1.2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虽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凸显，但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凸显，模仿吸波消费阶段基本结束，消费市场压力较大。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19年我国将推动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认为，中央政府强调挖掘消费潜力。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期，增长动力正在从投资向消费转变；而且，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消费需求的增长空间仍然很大。另一方面，当前消费运行也面临一些障碍和问题，未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仍将有进一步放缓的压力。

“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果消费需求减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更加明显，也会影响就业和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刘学智说，中国正逐步从外向型经济结构向内向型经济结构转变，扩大需求的重点在于扩大内需。因此，挖掘消费潜力，不断扩大消费需求将成为未来几年的重点任务之一。

JD.COM数字科技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分析，消费连续5年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因此扩大消费对稳增长意义重大。考虑到2019年全球经济疲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将成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举措。

“‘稳定消费’对宏观经济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稳定投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课题组指出，2016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名义增速低于GDP名义增速，意味着“中国投资驱动模式”走到了尽头。这背后的核心原因是储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因此，无论从短期供需平衡还是增长质量来看，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重点都必须从“稳投资”转向“稳消费”。

巩固消费力。

总体来看，2019年中国宏观政策将继续大力扩大内需，重要任务是促进消费增长。

交通银行发布的报告指出，随着消费促进政策有效性的释放，服务业将更加开放，这将为消费增长提供条件。促进开放、增加进口和改善消费者福利的政策频繁出台并持续发布，这将提振消费。降低和取消某些消费品的进口关税

“当前消费下降是由收入下降、消费信贷收缩、财富效应萎缩等多重因素驱动的。未来需要从收入端增加居民消费潜力，这恰恰需要加快实施结构性改革。”沈建光表示，除了降低居民个人税收外，还应推动降低社会保障率，从而提高企业利润，稳定就业预期。同时，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有助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巩固我国3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基础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课题组认为，一是要关注中等收入群体杠杆率过高问题，防止债务挤出效应；二是积极实施税制改革方案，减轻工人阶级税负；三是加快降低社会保障税率，防止中等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在改革调整中受到冲击；四是加大中等收入群体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公共服务可及性；第五，制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启动消费战略，特别是升级消费的促进战略；六是针对2019年年中可能出现的猪肉价格波动和收入波动，制定低收入群体消费补贴计划，防止宏观经济波动对低收入群体造成过度影响；七是落实“进口促消费”政策，不过度放开高端消费和非正常消费。

专家还指出，要扩大消费，除了巩固居民消费能力外，还需增强居民消费意愿，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当前要加快国有资产向社会保障转移，弥补养老金缺口。同时，进一步扩大社保覆盖面，有助于减轻居民的心理负担，让他们在消费时没有后顾之忧，做到“舍得花”“敢花”。

提振农村消费。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和相关部门联合研究制定了《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

该方案旨在顺应居民消费升级的大趋势，进一步优化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活的需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方案明确提出，将多措并举促进汽车消费特别是促进农村汽车更新换代;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促进家电产品更新换代。

“总的来看，这份方案提出的提振消费的措施，在个别领域与2008年的消费刺激政策‘形似而神异’。”沈建光分析说，在本轮提振消费方案中，明确提及挖掘农村网购和旅游消费潜力、建设消费基础设施等，同时明确提出支持汽车、家电等耐用品的农村消费，这说明鼓励农村消费仍是重点。

刘学智表示，过去的消费下乡政策主要是解决温饱型消费，也就是促进农村地区商品消费从无到有的过程。此次方案部署的鼓励农村消费，更多地体现了消费升级需要，是从有到好的过程，旨在促进提升消费品质。因此，把方案简单地理解为新一轮“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有失偏颇。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城镇消费水平已经显著改善，已经从消费增量阶段向存量阶段转变。农村消费潜力仍有待释放，目前还处在消费增量阶段。

在沈建光看来，农民缺乏财产权，可支配收入低，是制约农村消费的主要因素。因此，要扩大农村消费，除了加速完善基础设施以外，最关键在于考虑农民的财富收入增收问题;2019年加快农村土地改革落地，通过农村“三块地”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进而提升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带动农村消费，亦能真正做到“还富于民”。

刘学智建议，促进农村消费是一项系统工作，一是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加大二次分配力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根本上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二是加快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基本保障制度，提升农村整体福利水平。三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让农村地区具备消费增长的客观条件。四是因地制宜打造农村特色消费市场。挖掘农村旅游消费潜力，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度假产业、风俗民俗文化等。五是开展品牌营销，不能把城市淘汰的产品向农村倾销，而是要提升农村消费品质，缩小城乡消费市场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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