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猜想的四条路径:减产可以重新强调财政、调整税制、改革财政

供给侧改革的四条路径猜想：减产可以强调财政调整和税制，改变财政。

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近日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称“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一理念为“十三五”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经济决策的出发点将从重视扩大需求、刺激经济转向重视要素供给、进行结构性改革。

转向供给侧可以说是目前中国经济的良药。这是因为中国目前的问题在于长期实施需求侧监管，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扩大需求来刺激经济。然而，这种方法有很多缺点，如负债率高、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上个世纪美国的“滞胀”是长期刺激的最终产物。目前，中国还没有达到滞胀的水平，但无法通过刺激需求继续实现可持续健康增长。

而且，中国目前的情况比较复杂，属于三个时期的叠加，即增长率转移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以往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因此，既要消化前期刺激产生的“后凯恩斯症状”，又要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同时要警惕提速转型期间的快速下滑。所以，在供给侧实施什么样的改革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中国可能会在产业层面减产，加快企业并购。在监管层面，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运用，不仅仅是通过货币政策的手段；然而，中国供给学派非常重要的减税可能不仅仅是简单的减税，而是财税体制的改革。在资本层面改革金融体系，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这四条路径既直接面对中国经济的关键难点，又契合中国经济的痛点，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开启新的经济周期。

工业层面：降低产能。

加速并购。

中国供给学派经济专家认为，“供需错位”——、“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障碍。比如一些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很多人去海外购买满意的产品或一个马桶座圈，这种短缺是凯恩斯主义无法从需求端解决的。

在供给不足的同时，我国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十分严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43个月负增长。产能过剩的本质是生产与需求的错配，这是凯恩斯主义无法从需求侧解决的。对于新供给学派来说，解决“供需错位”问题不能靠需求管理政策，而要从供给侧寻找解决方案。

产能过剩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瓶颈。为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加大产能削减力度，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利润的负增长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拖下去，不仅经营困难会增加，而且财务和金融风险也会进一步增加或凸显。解决这种情况的关键是在降低生产能力方面进行实质性的操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

此外，刘世锦建议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加快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进一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智库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范迪认为，解决产能过剩可能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快企业并购，提高行业集中度；二是扩大出口，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开拓新的需求市场，加快产能输出，将工厂迁往中亚、非洲等国家，消化供给侧产能；第三，解决房地产库存有三种方式：采取政府购买商品房并将其转为公租房或经济适用房；继续降低房贷利率，降低购房成本，刺激需求；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定居。

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丁指出，从产业结构来看，一方面要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注重发展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持续强化服务业良好发展态势；另一方面，要加大行业内部结构调整力度，及时淘汰僵尸企业，鼓励内部过剩产能对外出口，加快去库存化；此外，在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弥补传统产业的萎缩。

就在这个月，国务院刚刚出台了三项促进产业升级的措施，这些政策主要体现在供给端。具体是公布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指导目录，编制年度重点技术改造升级项目导向计划，引导社会资金等要素投入；简化前期程序，推进并联审批，加快项目落地。此外，还有一些财税金融支持措施，是一个“组合包”。

因此，加快企业技术升级，让“中国制造”强大健康，提质增效，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无疑是改善供给、扩大需求的重要举措。事实上，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产业政策，从多方面推进“供给侧改革”。上周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从供给侧部署创新，提升居民消费。

监管级别：

聚焦货币政策。

转向财政政策。

所谓“供给侧管理”的核心思想，就宏观政策调控而言，供给调控的模式更倾向于稳定货币供给，减少政府赤字，使经济在低通胀率的环境中复苏，这也是近两年政府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的主要内容。

“我们必须从货币政策转向财富。

政政策为主。因为从今年来看，货币收缩是不可能的，但是放得太开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只能是微调放松，不能大放松。所以现在主要起宏观调控作用的只能是财政政策。”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指出。

周天勇认为，宏观调控的根本性转变，就是要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总量调控就是调控财政发债规模，货币政策中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贷款的行政指标控制，这些都是总量控制，但问题是总量调控往往在调控严厉的时候首先受影响的是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的贷款，一旦压缩贷款就是保国压民、保大压小、保政府压社会，这样将导致就业更加恶化。

“而贷款增加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增加到政府项目、大企业大资本和国有项目，这些项目对就业的增加不显著。”周天勇进一步解释称，所以总量控制有一定问题，宏观调控必须转到结构方面。调控结构说的是调控的部位是哪些，比如放贷款的时候要注意放到一些能增加就业的地方，财政政策的设计上要放在解决就业和居民消费上，而不是其他支出。

历次刺激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资源配置违背市场规律。通过刺激总需求产生的经济增长往往“有量无质”，伴随着高杠杆、高通胀等风险，因而难以持续。这导致扩张政策和紧缩政策频繁转换，资产市场波动加剧，经济周期不断缩短。

对此，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更多取决于结构改革，目前政策已经非常宽松，希望通过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已非常低。

黄益平指出，过去全球危机时各国都使用短期的、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作用基本上都已经差不多了。美国开始已经往回收;日本量化宽松还在继续但似乎进一步的空间也不是特别大;欧洲可能会有进一步的量化宽松，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潜力已不是很大。

“明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仍然是非常疲软，对世界经济来说，经济增长的前景，下一步恐怕取决于各国结构改革推进的程度。”黄益平认为，从理论上来说，中国下一步还能宽松，但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能否探底回升，核心的问题是旧的产业即将过去，新的产业能否形成。这些新的产业就是结构改革，一系列的经济改革。

作为“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的代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看来，从原来货币政策的“从紧”和财政政策的“稳健”搭配，转入“新常态”下的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搭配之后，坚持有所区别地对待“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支持深化改革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便是通过“供给管理”加强了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支撑条件，并适应了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客观需要。

财税制度：不是单纯减税

而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从供给侧进行宏观调控，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减少税费。

企业的税负成本的确较高，尤其是最近几年取消了税收优惠政策之后，实际税负出现上涨。周天勇坦言，税负太高，主要表现在宏观税负，发展中国家一般在18%~25%比较合适，现在我国达到34%，几乎和发达国家接近，但是却没有提供像发达国家那么好的福利，而且这么高的税负很大一部分是花在“三公”支出上，没有花在民生上。此外，现在的税收结构中，大量的是间接税、流转税，主要是向生产经营环节征税，包括消费税都是向企业生产环节征税，直接征收的税很少，这样就影响创业，特别是影响小微企业和制造业，对创业、增加就业不利。

“所以，从整个政策理论以及中国经济运行的态势来看，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是可行的。”周天勇说，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是在思路上要从凯恩斯主义的思路转向供给学派的供给侧管理，也就是说，宏观调控依据的理论也要转型。现在，我国的居民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太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每年都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稍有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国民收入中政府收入分配比重会越来越高，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会越来越低，结果必然是国富民穷。这将使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比重的精神成为一句空话。

在丁任重看来，从财税金融政策视角出发，要加快税收体制改革，尤其要加大税收减免优惠力度，为中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走出去的企业松绑减负。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成立财政引导发展基金用于支持、奖励重点产业领域企业的发展。要不断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能力，降低贷款利率，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鼓励金融机构将资金投向有效供给不足的产业。

此外，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相对供给管理一般意义上的减税，对中国来说，更急迫、空间也更大的政策选择是加大服务领域的有效供给，例如国务院常务会议刚刚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 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将居民和家庭服务、健康、养老、旅游、体育、文化、法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教育培训等10个领域作为重点，增加服务有效供给。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指出，财税体制改革将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让政府财力运行于阳光之下;同时匹配合理的事权和支出，既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也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来扬弃和升级传统的“GDP锦标赛”。此外，完善税制，规范非税收收入，进一步理顺政府间收入划分，改进转移支付制度。

资本层面：金融体制改革

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总需求管理产生了诸多弊端，制约了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化解积弊、激发经济活力是本次供给侧改革的首要目标。目前货币政策量价都已经比较宽松，但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效果有待提升。金融系统应当充分发挥对资本流动的引导作用，大力提高资本供给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不少专家认为，需要加快健全央行政策利率体系，理顺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乃至实体经济传导的机制。需要按照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要求，改进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考核，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

供给学派指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和利用;在各个要素中，资本的作用最为重要。因此，在供给侧改革的框架下，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社会总供给的结构优化，而社会总供给的结构优化则立足于资本供给的改善。

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研究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勇指出，资本供给的滞后限制了这套组合拳的威力。作为“双创”主力军，中小型企业间接融资能力不足，制约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对于“走出去”的企业而言，高昂的国内融资成本削弱了国际竞争力，导致优质项目难以实施。

李勇举例说，国内企业即使获得了“两优贷款”，其融资成本也不低于2%，而欧洲、日本企业的信贷成本则能控制在1%左右。如果该企业求助于国内尚未成熟的股权投资基金，目前往往会被要求支付优先股，其融资成本不降反升。

“因此，必须通过金融制度创新，进一步提高国内资本的配置效率。在直接融资领域，可借鉴美国模式，通过发展股权众筹、股权与产权交易市场等，逐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合理满足企业在不同规模、不同阶段下的融资需求。”李勇指出，在间接融资领域，可借鉴香港模式，降低单牌照银行业公司和有限持牌银行的准入门槛，正确疏导民间资本进入间接融资渠道，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

贾康建议，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切实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

李勇进一步建议，监管体系改革应当以维护资产市场稳定为重点目标。目前，我国资产市场的参与者种类众多，由不同部门进行分业监管，难以实现对风险的统一管理。因此，监管体系改革应该构建“大金融监管”，加强监管协作，稳定资产市场，切断风险向实体经济供给侧的传导。

邵宇指出，金融体制改革则是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通过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机构门类，来优化现有的主银行金融体系;同时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创新创业提供充分的支持，并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履行金融监管和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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