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增长放缓转型步伐

投资增长减缓了转型的步伐。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达100763亿元，同比增长7.5%，增速较前两个月下降0.4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1.7个百分点。

2012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从20.6%放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有所下降。专家表示，从一季度数据来看，基建投资对投资增速放缓影响较大。然而，私人投资的活力正在增加，领域正在扩大。未来要更加注重投资结构优化，充分发挥投资在优化供给结构中的关键作用。

基础设施投资正在放缓。

一季度，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3%，比去年下降0.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3%，增速较去年同期放缓10.5个百分点。

“今年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影响较大。”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表示，从资金来源看，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的形势下，加强地方融资管理，严查各种形式的地方平台融资，对PPP项目进行摸底检查，是影响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原因。从投资项目来看，一季度铁路运输投资负增长是影响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原因。

刘学智还指出，随着我国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投资规模基数的不断增大，投资增速下降是必然的。

“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是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放缓的根本原因。”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石成也认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不再是增加要素的广泛投入，而是为技术创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寻求新的发展空间，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可持续增长。这一重大变化必然会推动过剩产能的持续清理、传统产业的减量增效和资源配置的重新优化，从而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速放缓。

为此，随着投资增速放缓，投资结构也在加快优化，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不断夯实。“未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新兴产业有望成为新的投资增长点，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温和回升。”石成认为。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气候监测中心副主任潘认为，近年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放缓。一是一些传统行业产能过剩虽然有所缓解，但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制约了投资增长；二是中央明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进一步加强了对房地产的调控。部分城市出台了严格的限购政策，从需求侧抑制了投资增长。三是环保监管力度加大，客观上对拟投资行业有诸多限制；第四，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将从过去的规模扩张转向依靠创新。高质量的提升主要靠创新，创新需要投入，但绝不是简单的投入。

“总的来说，2008年的经济放缓

数据显示，一季度民间投资中，农林牧渔业投资增长25.1%，制造业投资增长4.6%，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6.7%。这些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

刘学智认为，民间投资的反弹主要是因为需求的恢复。大量私人投资集中在制造业。同时，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大量旨在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简化管理、降低收费的效果逐渐显现，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了民间投资。

在石成看来，私人投资的力度将主要取决于私人部门能否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加速释放，中长期投资意愿在两个层面得到有效提振，推动民间投资复苏。

一方面，通过清理“僵尸企业”、简政放权、减税降费，实体经济的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得到较大修复。另一方面，2017年中国经济超预期反弹，市场逐渐走出改革初期的“阵痛”，转而正视供给侧改革构建的新经济韧性。

专家指出，目前民间投资占总投资的60%以上，投资热情不断高涨。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积极引导民间投资投向创新领域，投向与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相适应的领域。

用投资优化供给结构。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离不开投资的发挥。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此前撰文称，未来中国投资发展空间广阔。首先，优化供给结构需要扩大投资。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都需要增加有效投资。二是要加大投入，补民生短板。目前，我国基础设施的人均资本存量仍仅为发达国家的20%至30%。西部省份和贫困地区交通、通信、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依然薄弱，铁路、公路网密度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三是要加大投入，实现三大转变。要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至关重要。

“消费和投资都会影响供给结构。其中，消费是慢变量，投资是快变量，消费是被动变量，投资是主动变量。因此，投资是优化供给结构的重要工具。”潘建成表示，近年来我国技术改造投资增长较快，这对于提高产能水平，降低单位GDP能耗，提高投入产出水平，优化供给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刘学智建议，目前我国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经济增长动能逐渐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转变。因此，不应该继续追求投资绝对量的增长，而是要注重投资结构优化。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去产能，对产能过剩行业要削减投资力度。另一方面要促进新动能的形成，对新兴产业要加大投资力度，促进投资增长应集中在高技术行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消费转型升级重要行业。

程实建议，发挥投资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需要灵活运用“疏堵结合”的宏观政策搭配，精准引导要素资源向新兴产业配置。一是要通过环保监管长效化，构建稳定的资源高价门槛，根本性地修正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决策预期，使要素资源从“高消耗、低效益”行业中释放，流向“高科技、高附加值”行业。

二是要通过拆解影子银行、规范资管市场，切断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领域的隐性资金脐带，为新兴产业腾挪出市场空间和杠杆空间;同时缩短资金链条，以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三是要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中国制造2025”，加速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以智能制造引导中国制造业转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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