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香港青年北上创业记录

两个香港青年北上创业的记录。

回到香港的李向家人介绍了两年来在大陆观察到的狂风，家人都为之着迷，但这只是一个故事。在北京，至少在企业家的圈子里，他们是生命，在血液里日复一日地滚动。

一个

天空如蓝宝石般清澈，中关村空荡荡的创业街点缀着红色，北风凛冽，仿佛要从树上拽下几个残存的年终庆典。这是李最忙的春节。如何清理一个即将结束的业务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忙碌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其他情绪。光是回过头来看，这张不戴口罩在长街拍下的照片，就像倒刺一样勾起了许多回忆：离别时刻湛蓝的天空，还有他脸颊上的北风有多干，这是北京留给他的最后一份痛。

我在铜锣湾535号大厦漂亮的写作室找到了李。两年过去了。对于这位28岁的香港青年来说，在北京两年的冒险经历早已成为模糊的过去。

20米长街集中了互联网技术推动的国内创业浪潮。2015年5月，总理视察创业街。今年被国内媒体评为“创业元年”。在香港，类似的说法被称为“香港人在北方创业的第三次机会的开始”。今年，在香港青年的年度就业报告中，北上创业的意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0%。对于李这样一个刚毕业的青年来说，未来的选择原本是金融和房地产两座大山之间的鸿沟，但他却在媒体字里行间闪烁的机会中读出了一种超出自己最初想象的“可能性”:“当时看到马云演讲的视频，我是多么激动，如何从零开始，创造伟大的事业。”李对说道。距离过滤掉了现实的考虑。李乐维狂热崇拜马云，想找他要签名，但北上之前，他总是忽略阿里巴巴不在北京的事实。

三年了，咖啡凉了吗？对于在那次热潮中诞生的梦想来说，时间是足够的，无论它们是结出果实还是化为灰烬。李离开红尘，在高高的窗口映着蓝天的办公楼里做财务分析。他的创业伙伴把项目搬到香港重新开始，几个朋友留在理想的地方继续摸索和奋斗。但这不是一个关于成功或失败的故事。它有更深的维度。这些人在异乡碰撞融合，一层一层剥开恐惧和不安，蹒跚前行。英雄的想象是多么的光鲜和刺激，他们真正经历的时光是多么的艰辛。

2

李一天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办公楼顶楼的咖啡座，而不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喜欢在开阔的空间里思考，这是北京仅存的几样东西之一。然而，两座城市不同的气质让思维几乎不可能滑入怀旧：535塔的人们穿着职业服装，三三两两围着桌子交流，声音几乎听不见。

“但是北京……”他轻声回忆道，“我还是在咖啡馆里睡了四个晚上。”3354全是创业明星的照片。一楼墙壁上显眼的位置，是有资本从这里走出去，一步步扩张野心的中国企业的名字。咖啡杯上印着张扬的字样，“人生无尽，但折腾永无止境”。重点是，那里的空气“有种着火的感觉”，大家都在说话，大家都好激动。

另一件事呢？这是李的笔记本解锁密码，他第一次来北京的日期。他摇着手指笑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一些事情。”

当李夏天来到北京时，他只是瞥见了创业街嘈杂的尾巴。三个月前，总理来到创业街喝杯咖啡。这一有力信号吹响了酝酿中的资本寒冬复苏的号角。次月，中关村核心区税源登记户数增加4202户，相当于2014年全年的40%。然而，兴奋背后的不安可能是，尽管咖啡馆里挤满了被“总理咖啡”吸引的企业家和游客，但正如媒体所描述的那样，李所设想的著名投资者来咖啡馆演讲和宣讲的激情场面却从未出现过。

“你也是企业家吗？”

“我见过雷军一次！他们现在不会来了。”

真正的企业家很容易区分——。在清晨或清晨，大多数人仍然坐在咖啡馆里，像狼一样盯着电脑。企业家有时会分享类似的联名代码，李和他的朋友贾生珍的粤语口音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香港.那你就非常强大和勇敢。”他们这样对他说。遥远是最神秘的光环。

“租房子的钱都用光了，每天吃泡面很给力。”李伟苦笑着说，至于“胆”，他通常只是接受了。和我说话时，李流利的普通话和普通广东人没什么区别。但当时他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不耐烦之类的。”与香港人的礼貌和距离感不同，李觉得人情味是北京给自己的第一份礼物，刚认识的人特别容易开玩笑。

无论如何，与近在咫尺的深圳、更为熟悉的上海相比，北京对于大多数香港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更何况北方香港人创业的配套设施和政策还不完善，这让他们在北京创业就像创业一样。有成千上万的香港人在深圳工作，但在北京，李只见过11个年轻的香港人，即使去三里屯刷夜，也达不到打折的标准。“所以我必须非常勇敢。”他笑着说，辞掉日本的工作，从香港来到北京，说服家人的努力和逃婚没什么两样，连续的争吵让一家三口喝了几天梨汤润喉。

“香港的父母会这样控制孩子吗？”

“威尔，也是威尔，亚洲父母在这方面都是一样的。也许大陆好一点。成功创业的例子有很多。香港的父母会更传统。我们身边的年轻人都在走高薪上车买房的路。我觉得只有那才是正确的。还有，我之前的公司开发游戏，我爸妈觉得年轻人和游戏的关系已经完了，就贴上了宅男的标签。”

李说，在香港，最好的都是大牌。

学生读金融法律医学，互联网从来不是热门行业，哪怕今天也不是。

李维乐的家在香港粉岭，父母开餐馆，生意不太好。距此一站的上水离海关很近，是香港知名的水货中转地，水货客(在内地与香港之间从事水货活动的人)的仓储生意像流水侵蚀一样一点一点占领了本土小贩的摊点。李维乐偶尔也去深圳，看着这些年楼房一幢接一幢钻上天空，但相比于香港，蓝天还是开阔的，还没有被密集的高层建筑撕成碎片，这就是对内地全部的印象了，可是北京在那么远的地方。

喝了几天梨汤之后，父母只得妥协。这次叛逆引起的风浪比第一次要小，第一次他把母亲气病了。从港大毕业之后，李维乐通过全球招聘计划去了东京一间非常大的公司做财务顾问，公司属于综合商社，薪金非常高，信誉也高，入职第一年就可以在东京买房子，无需付首付。还有一个父母辈特别看重的优点：稳定。“只要不犯大错误，一辈子不可能给你开除，工资每年怎么涨一眼看到退休。”李维乐说，可是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2014年冬天，东京雪景很美的季节，反复斟酌猎头的邮件四个月后，李维乐辞职去了深圳一家临近融资的手游公司，协助财务整合工作。在那里，他第一次被创业的激情感染，总经理并不是西装革履面容深沉，而是可以跳到桌子上说话，那些话是那样激荡人心，他沉浸在那份工作里，自己的野心也渐渐萌发成长。

再过半年，他去了心目中神秘的北京。

3

2015年，郑嘉森在宿舍吃午饭的时候接到了李维乐的电话，说是找到了一个在微软工作的技术合伙人，对方答应先合作，待融资落实就辞职。电话里的朋友很开心，他却觉得心悬了起来。郑嘉森和李维乐在大学是一个宿舍的朋友，毕业后去英国读法律硕士。创业的代价是休学，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他想了很久，仍很犹豫。学校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湖，他心乱如麻时习惯去那里散步，湖里有几只白天鹅，像丝绸一样轻轻漂在水面上。

郑嘉森在英国认识的女朋友是温州人，父亲早年修皮鞋，白手起家办了间皮鞋厂，前些年温州企业遭遇倒闭潮，女朋友家的厂子顺势关掉了，父母拿着那些钱放贷，现在生活很好。尽管创业意味着暂时的分离，女友仍然支持他。有时候，两个人会聊起彼此成长的经历。早年近似于野蛮生长的温州企业家，唯一能够抓在手里的只有机会，这个观念浸润在女友的成长和父母对她的言传身教中。对于出身律师家庭、从小按部就班的郑嘉森来说，那些描述散发出新奇的味道，让他忍不住就开始向往。

“这个时候创业的机会就在互联网。”女友的肯定给了郑嘉森许多力量。

这个创业的点子，他和李维乐讨论过几个月，想法从两个人的海外经历中发芽。核心是“社交购物”，区别于传统电商的地方在于：人和人之间通过平台交互，产生购物模式，比如喜欢旅游的人会在平台分享看到的新东西，有人想要，就通过平台跟随，请去旅游或者定居在那里的人购买寄送，利润可以覆盖一部分旅费，以这样的方式联通全球偏僻新奇的物品，购买和发布的东西都将积累为平台内容和影响力的扩展源。

“这是在引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郑嘉森记得朋友在电话里自信的声音。他长住英国，找他代购的小伙伴很多，隐约觉得这个想法可行。他们为此做过一次试验：小时候很多人养过挂在钥匙扣上的电子宠物鸡，在国内早就没有了，日本还在生产。他们批发了几十个挂在社交网站上卖，挑起一波对童年记忆的感慨，小鸡也一下子卖空了。

想法被证明的感觉很美好，可是创业者的问题，或许就是急于把种子想象成玫瑰花。

一切看起来是那么顺利，李维乐的同事帮他联系的投资人对共享经济很感兴趣，但投资的前提是先把东西做出来。去北京前，郑嘉森、李维乐、技术合伙人和投资人在广州深谈，似乎“大家都特别有信心”。握手言别，感觉梦想一下子就有了真实的分量。

再度飞回英国，郑嘉森还是交了休学申请，没有告诉任何一个同学，真正的原因是要去创业。

郑嘉森比李维乐提前几天飞抵北京，直接搭计程车去了网上预订的短租公寓，在清华大学附近。他和李维乐上下铺，房间不算小，但是没有窗户，200元一天。因为“没有隐私感”，两个人白天尽量不在室内。

第一周熟悉北京城。郑嘉森在英国认识的中国内地人不少，带着李维乐练普通话。可第二天出门购买生活用品，他向售货员反复说：“我要胶袋，胶袋。”售货员拿起一个透明胶疑惑地看着郑嘉森，他的脸一下子红了，付钱离开。他要的是塑料袋。

初来北京的半个月像一次平淡的探险。郑嘉森把每一天的事情记在facebook上：在地铁里迷路，丢了一次手机，在闲鱼里淘旧办公桌和椅子没注意地址，拉车的运费足够买新的。还有戴着防霾口罩的照片，被一群香港朋友评价“像超人”、“外星人”……

“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在北京的第一个生日，郑嘉森收到这个祝福。

“对北京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车开太快了，有些不敢过路。”郑嘉森毫不思索。

一切都太快了，创业的梦想从开始到结束，也不过一年半时间。

在车库咖啡，李维乐和郑嘉森给胎死腹中的App起了一个简短有力的英文名字，中文翻译是“若驰”。英文名字后来用于香港的二次创业，中文名终究没有真正启用。

投资人给他们第一个版本App的发布设了时限，临近这个日期的一个多月，技术合伙人发微信告诉李维乐：他要结婚了，事情多，可能做不完。

4

李维乐觉得三里屯是北京和香港最像的一个地方，有一种仿佛异域的繁华感，他喜欢舞台上的嘶喊、英文旋律和暗色灯光下闪烁的啤酒泡泡。在北京的时候，两个人经常过来玩，有时候是庆祝，有时候为买醉。也或者这两个目的在同一天凑到了一块儿。

创业维艰，向前的每一个脚步都很激动，但从头至尾，最大的焦灼是钱。

李维乐和郑嘉森都是香港人，在北京开公司就是港资企业，需要资金证明、资信证明、律师信等繁琐的文件用于开户和办理支付宝接口，而且需要实体地址。按行情，在北京租一个“只有地址，不能办公”的名义办公室：一个小格子，一年下来要三四万，加上房租，这些成本意味着比普通内地人在北京创业更难。

两个月后，经过代理公司的协助，公司终于办成了。“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的时间是五天，人不用出门，把签名寄到需要的机构就行。”李维乐说，在北京他为了那些证件和印章跑断了腿，办事处的大妈特别热情：“哎呦小伙子你应该这样……”鼓励地拍他的胳膊，可就是事难办。

公司成立的那天去KTV庆祝，四小时，六瓶酒，很多热血歌曲的旋律涌上心头。

产品之后落实资金是投资人的死线，到未来的那一刻，真正的创业才算开始。可是技术合伙人非全职，App的进展就很缓慢。在最开始的几个月，两个人像营销电子小鸡那样，在他们知道的所有内地社交平台上为“若驰”做先期推广，打出日本和英国的一些产品，给低价积累粉丝。这成了创业最初的瓶颈，几乎没有人回复他们，两个人经常刷留言到两三点，沮丧地入睡。

“为什么这样?”他们常常讨论很久，这个结果和香港平台的反应迥异。按照最初的设想，内地消费者对海外产品的需求更大。设计方案想了很多遍，每个人手机里都有二十来个电商App，元素反复参考搭配。

除了每天和技术合伙人商量开发进度，在最早期的半年，一切仿佛是停滞的。李维乐劝说投资人的同时，却无法安慰自己。而两度推迟开发周期，他已经感觉到对方口气的冷淡。

李维乐一度为此忧心忡忡，他想寻找更多投资，可在2016年的创业大街，各路投资人来这里求贤的场面已是媒体上的明日黄花。李维乐从朋友那里拍到许多投资人的名片，一个一个打过去，有几个人同意见面，但费了一番唇舌之后，对方“好像只是愿意先看看”。

但总归，没有被当面拒绝，这已经值得喝两杯酒来庆祝了。

最初的投资承诺还在，App仍在按序开发，但危机感已经悄然笼罩。

两个人都把马云当偶像，但一旦试着把马云的演讲往自己身上套，总会得出类似“脸皮太薄，做得不够”的结论。后来，郑嘉森笑着对我说，自省也是往前走的力量，环境本来就陌生，把问题归于环境，只会让自己更无力。但这个力量只有转化成行动，才能慰藉摇摇欲坠的信心。

他们天天乘地铁，那时候的北京地铁有时会看到宣传创业的年轻人，沿着座位一个一个求人扫二维码。那些人究竟在做什么，他们不明所以，更加开朗的郑嘉森提出，既然网络推广不行，别人能这么做，我们也可以做，除了地铁，还有饭店、酒吧……

早已忘记第一次开口是多么羞涩。每一天，他们给自己计时，今天要去推销多长时间，之后是结束战斗那样的轻松。最清晰的印象不是微笑和冷眼，而是彩色亮面纸的打印费花了九百多块。

5

事后看来，技术合伙人拖缓进度似乎是放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让计划之内的投资变得遥遥无期，拖垮了所有人的信心。2017年春节，李维乐回香港做老本行金融，兼顾创业项目。郑嘉森在香港重新招揽团队，第一轮融资已经落实，梦想换了一个摇篮。

北京最后的回忆带着一点哭笑不得。李维乐度过了最忙碌的春节，卖桌椅，退租，和房东道歉，最后拿回三分之二的押金。而郑嘉森乘坐计程车去机场的路上，把手机落在了车里。他通过滴滴软件找到司机，司机说被后来的乘客拿走了。试着让司机帮忙联系乘客，说手机锁定没法使用。他说愿意出1000元买回来，不到20分钟，计程车又出现在机场门口。

“事情是巧合的，没有说北京司机素质不好，之前也丢过一次东西，司机发现就给我打电话，打了三个。”郑嘉森笑着说。

对于“素质”这类表述，郑嘉森特别敏感，常常主动解释他“没有这个意思”。

“是遇到过这方面的误会吗?”

他笑而不语。

一切都过去了，可是那一丝惆怅，又仿佛从来没有结束。

Tower 535楼顶的巨大落地窗对着香江，江流入海，无边无垠，有时候把他们的思绪拉得很长。

郑嘉森对我说，创业第二年，他越来越感觉似乎不应该那么草率地去北京。日常生活的差异，语言、生活习惯，都是细枝末节，但越来越空虚无力的感觉或许在于，两地创业文化的差异远不止此，而他们其实没有分辨清楚那是什么。“一定要总结就是，我们在香港长大，我们很了解香港，无论人还是环境。可是我们不了解北京，尤其是后面的病急乱投医，都是在模仿别人的做法，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甚至不知道出了问题是为什么。”

是不够执着吗?在北京两年，给郑嘉森留下印象最深的那个人，是创业大街所有咖啡馆的熟客，四十多岁，穿着似乎永远不换的白色T恤，和每一个创业者推荐他的项目，是一个复杂的金融模型，帮创业公司处理财务问题。他衣服的陈旧、表情的热切和在郑嘉森看来非常没有分寸感的表达，以及日复一日的坚持，都显得格外突兀。郑嘉森私下里和李维乐开玩笑，说这个人可能精神有点问题，后来回味起来，又觉得可能“那就是一种精神”。

是放弃太早吗?可似乎也不是，两年中缓慢的信心流失，不完全是对项目的预判失误，以及合伙人的“不靠谱”。而是他们越来越觉得，似乎自己并不属于这里。比如常年在咖啡馆徘徊，也见过别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交流，双方语速飞快地对答，他听不清楚，练了那么久的普通话，可是拿到台面上，还是像一板一眼地介绍教科书。

以及很多攀谈的场合，李维乐说，自己其实拿不准是不是该敬一支烟?这也是萍水相逢的创业者介绍的技巧，可是怎么娴熟运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更别说那些“高深缥缈”的问题：北京的消费者喜欢什么，为什么他们精挑细选的商品应者寥寥。不是没有试过调研，在好几个大商场里，腿都走断了;加了能加的所有微信代购群，一笔一笔记下有价值的回复。

“可能有一天我们重新做起来，还会回到北京。”李维乐认真地说，精心保管的笔记本像是一件信物。

在北京的外国人圈子都知道一个名字中带Green的代理公司，专门帮外籍和港澳台创业者代办成立公司的繁琐事项。金经理已经不记得那两个有些青涩的男孩，但在他的印象里，2015-2017年找过他们代理创业程序的香港青年每个月都有，大都彬彬有礼。他有时候会提醒他们，在内地做生意一定要入乡随俗，要让真正的本地人带着你走进这个圈子。

回想起来，李维乐觉得在北京两年，其实没有交到一个真正的内地朋友。至于因为共同想法走到一起的技术合伙人，他诚恳而努力地维护着合作关系，定期问候，催问进度，探讨事情。可还是就那么分开了。

从北京到香港，他们再也没有联系。经过一番审慎的考虑，李维乐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码。

似乎过了快一个月，已经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我收到了对方的回复，大意是感觉压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而团队的想法很分散，有时莫名其妙，或许是彼此历练不够，都还不够成熟。

我向李维乐转述对方的话时，他在Coffee Space加班。电话里的声音仿佛黏住了，静寂，一分20秒，窗外的香港一片夜色璀璨。

6

有些东西过去了，有些东西仿佛又回来了。

即使有资本寒冬的冲刷，在激情饮水饱的创业大街，“创业者”一直是特别自豪的身份。回到香港，郑嘉森又成了父母眼中的离经叛道者。从现实看，不能说父母的考虑毫无道理，香港拥有一个成熟商业社会所能提供的职业发展的坦途。和郑嘉森年纪差不多的香港同学，现在大都在做律师、投资人，月入过了10万，早已“上车”，而他孑然一身，住在父母家，耳边吹着日复一日的担忧。

回到香港一年了，郑嘉森再度谈起北京，他觉得北京的青年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仿佛很轻松，没有那么多包袱，北漂就是一心工作。而香港青年有一种执念，无法把租房作为常态，很多人觉得奋斗出一套房子就是人生目标。

“……这可能是因为你接触的大部分人是创业者。”

“可能是，但是一万个香港大学生里面，都没有一个愿意选择创业的。”郑嘉森认真地说。

郑嘉森觉得，这可能和香港整体创业气氛有关，经济地产化，没有创新引领者。在他上大学的时候，港大举办过的几场创业分享会大都听者寥寥。“社会没有榜样，比如李嘉诚做的事情就是买卖房子，把地屯起来，这个东西不需要创新。”他说，“你看到了，香港没有一个马云。”

Tower 535是铜锣湾耀眼的地标写字楼，驻扎的大都是外资企业，基本没有创业公司在里面，这带给郑嘉森一种奇妙的孤独感。加上创业终于走上了正轨，曾经的忧惧不在，心境甚至有一种匹马行军的壮阔。

回家了，再也没有那么重的焦灼需要用酒来融化，李维乐恢复了室外跑步的习惯。熟悉和秩序回到了他的生活里，另一些熟悉的东西渐渐离开。比如，香港的外卖公司主要来自德国、英国和日本，一份外卖配送二三十元，这个价格他已经没办法习惯了。

当年，在那个只能容下一个上下铺和三张办公桌的小房子里，夜生活就是滔滔不绝的讨论、新送来冒着热气的烤肉，还有冰镇可乐。

从英国、日本到香港，李维乐和郑嘉森都有付小费的习惯，外卖员连连感谢，有时停下和他们聊一会儿。他们从这些碎片里窥见，一个没什么学历的普通劳动者，可以在一个机会蓬勃的社会用劳动换取不错的收入，养活全家;他们也看到有些外卖员蒙着灰云的脸，碰撞剐蹭，甚至受伤。

他慢慢读出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的缜密和保守，香港的电动车没有立法，外卖只能用货车，成本很高;而立法需要考虑各个方面，通常是一个极为冗长的过程。

李维乐说，在北京的时候，他很关注国家的政策动向，总理说支持创业，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小区每一个政府，都在做各种东西支持创新。但香港的燃眉之事是解决民生、矛盾、楼价，或许没工夫考虑创新。

晚饭后和家人坐在一起闲聊，李维乐向他们介绍在内地两年观察到的风起云涌。比如滴滴收购了Uber，Uber是香港人最熟悉的公司之一。这个结果，当时让他震撼许久，而过程更是一个一个精彩的故事，家人听得入神，可是那也只是故事。而在北京，至少在创业者的圈子里，它们就是生活，耳濡目染，在热血里日复一日翻滚。

另外，讨论这件事情时，李维乐发现香港人有一个有趣的默契，可能来自骨子里的秩序感，他们特别敏感的一个点是：“微信屏蔽Uber公众号，不少人觉得是策略性干扰市场。”

英雄地，斗兽场。很多回忆让他们怅然，还好前路更长。

在香港人北京老乡会号称“最老北漂”的冯先生对我说，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前来内地的创业者，那时香港人拥有语言和眼界的优势，如鱼得水;现在过来的香港年轻人遇到挫折很平常，但是走走看看，一定是好事。而且狮子山下的创业精神，照耀着香港经济起飞的那些年，现在，它应该被传承下去。

当初，在融资之前，李维乐本来决定用在日本攒的钱“烧创业”，最后其实没损失太多，可这过程心急火燎，但现在想，那笔钱如果付了北京2015年的首付……

“开玩笑啦。”他笑着说。“这所有一切，包括从日本辞职，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些经历是最重要的财富。”

(文中郑嘉森为化名)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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